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主要表现是会议多、填表多、检查多。有篇报道说，现在扶贫需要填写各种调查表、花名册、信息采集表、帮扶卡、走访记录等，驻村干部被各种报表弄得晕头转向。有个地方的精准扶贫档案资料包括贫困户入户资料、贫困户档案、村级档案、乡级资料4个部分，每1户要填写10份表格，村级档案有4类21种，乡级资料有4类25种，真可谓眼花缭乱！有些地方还规定，扶贫档案必须由第一书记亲笔填写，一式3份，均不得出错，不得涂改；如有变化，3份都得改，改一项数据就得折腾很长时间，耽误了真正的扶贫工作。有人就此给第一书记编了个顺口溜：“书记，书记，没时间扶贫，只剩书书、记记。”检查多也让基层干部不堪重负。一位县委书记反映，曾在一天内接待了国家、省里、部门、市里的4个检查组和调研组，应接不暇。媒体报道，有一个乡迎接各类扶贫检查团，仅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。把这么多精力和资金花在应付检查上，实在不应该！考核评估也存在重形式偏向。一些考核评估只看资料全不全、表格填好没填好、老百姓能不能答上问题，对区域发展、政策落地、群众获得感等情况关注不够。贫困户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小孩，有些政策虽然宣讲多次，他们还是搞不清记不住，但第三方评估抽访时一次没答对或没答准，就认定干部工作没做到位，这让基层干部很委屈。

　管理不精细、资金使用新老问题依然存在。一些部门调查研究不深入，指导工作脱离实际，政策不落实、不到位、不精准。有些地方精准识别等基础工作不够扎实，虽然经过几次识别，依然存在优亲厚友和识别不准等问题。有的在贫困识别时搞指标分配、优亲厚友，一些不符合建档立卡要求的人被划入贫困人口，而一些真正的贫困人口却没有建档立卡。有的地方对“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”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在认识上存在偏差，不顾实际，为搬而搬，对“搬到哪里去、搬后干什么、搬迁后收入哪里来”没有统筹谋划，缺乏通盘考虑。有的自行扩大搬迁标准，增加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债务负担。有的地方垒大户堆盆景，搞“形象工程”。有的简单发钱发物、包办代替甚至强迫命令，有的用增加的扶贫资源搞缩小版大水漫灌。在资金使用管理方面，一些地方虚报冒领、贪占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时有发生，主要发生在乡村两级。一些地方扶贫项目规划不科学不合理，资金闲置浪费。一些地方资金使用不公开不透明，群众不知晓、难监督。扶贫领域的“苍蝇式”腐败，虽然可能是单个案件金额不大，但危害不可小视。“蚁穴虽小溃大堤，蝗虫多了吞沃野。”如果任由这些行为滋生蔓延，积少成多，不仅会使脱贫成效大打折扣，而且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。

　数字脱贫、虚假脱贫问题也时有发生。有的“三保障”未实现，就宣布脱贫。有的把预期收入算成当年实际收入，把还没有变成商品的产品收入巧算为现金收入，拔高收入，搞“算账式”脱贫。有的层层分解年度脱贫指标，年终脱贫销号是“矮人堆里选高个”，一些贫困户戴上贫困帽才一年就被要求摘帽了，搞“指标式”脱贫。有的把项目、资金、技术等集中倾斜到一些贫困户，等脱贫验收达标后，政策和资源又收回转移到另外的贫困户，脱贫的农户因失去扶持资源就又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返贫，但在脱贫账上已销号，就不管了，搞“游走式”脱贫。有的短时间集中投入，贫困人口当年进、当年出，搞“突击式”脱贫。有的简单采取低保兜底，一兜了之。有的甚至在考核评估中弄虚作假，试图蒙混过关。

一些地方出现了打着脱贫攻坚旗号大举借债、以脱贫攻坚为名搞变相融资的问题，什么东西都往脱贫攻坚上靠，穿马甲、涂脂抹粉争资源争项目，扩大地方债务，要坚决防止和纠正。一些部门的政策措施没有聚焦脱贫攻坚、惠及贫困人口，大而化之，大而不当，经不起较真，一说到精准就说不清楚了。一些地方盲目拔高标准，不怕群众不满意，就怕领导不注意，对贫困户作出脱离实际的承诺，像看病不排队不要钱，把“三保障”变成上什么学都免费、看什么病都不花钱、拆旧房盖大房住好房甚至购买商品房等。脱离国情和当地实际，盲目提高标准，不仅增加脱贫攻坚难度、加重财政负担、不可持续，而且产生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的“悬崖效应”，引起新的社会不公。过高的标准兑现不了，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正视这些问题，采取管用的措施，抓紧解决好。